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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叙事里言及王昌杀汤化龙，有一个理由是汤化龙是广州军政府通缉的要犯，所以王昌的做法是具有革命性的。退一万步而言，就算是通缉要犯，未经审判而处私刑，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文明政府应该干的事情。当然，总是使用暗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于执政的国民党而言毕竟名声不好听。所以为了对付政敌，给政敌扣上个“反革命”的帽子，然后再铲除似乎就显得“光明正大”，“名正言顺”了。

明确将反革命作为一种罪行的法律是1927年2月9日武汉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联席会议”）第22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反革命罪条例》。它规定：“凡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推翻国民革命之权力，而为各种敌对行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结军队，或使用金钱，而破坏国民革命之政策者，均为反革命行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速记录清楚显示，《反革命罪条例》的出台，完全是为审判北洋湖北督军陈嘉谟和武昌守将刘玉春而制订。

而那个蒋校长则是武汉政府认定的反革命。1927年2月17日《蒋介石日记》记载：“六时半起床，静坐，批阅，会客。下午看书，会客。汉口联席会定反革命罪各则，以及各种宣传，对余与静江兄攻击，几无完肤，名余为独裁制，名静为昏庸，除CP以外，无一非反革命，必欲使我党党员各个击破殆尽。所恨者，本党党员谄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罪恶比敌尤甚也。”

1927年2月19日，蒋中正在南昌的民众集会上发表演讲：“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 颇有先总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风范。

等到蒋校长当家，他也玩起了打倒“反革命”的把戏。1928年3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反革命罪做了更细致的规定，然而各款内容大体延续。刘恒妏在论文中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反革命案件」审理程序中，特别实行了陪审制度，而此「党员陪审制」，限定「25岁以上的中国国民党员」具有陪审员资格，仰赖党员对党的忠诚与对党义的认知，去定义反革命。如此认定一个“反革命”实在是司马昭之心。

中国国民党方面虽然在1931年初废止相关法令，而代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然而，刑事法规中的「反革命」刑罚仍旧存在。并且，由于「危害民国」与「反革命」法规上的延续以及审判案例的便利考虑，《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颁行后，《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在司法上照旧有效，虽废犹存。

中国共产党沿用了这个做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4月8日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中国玩弄“反革命”把戏的源头来自那个红色苏联。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

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

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

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546页）。

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于是那以后的中国杀起“反革命”来绝不手软，更不停歇，殷殷鲜血沁染大地，累累白骨无处安魂。

社会矛盾的终极解决还是协商而非暴力压制。所以依靠暴力维护的统治虽可以掌控一时，但那只是暂时延缓了矛盾爆发的时间，这些被压制、掩盖的矛盾终究会以更强的烈度在合适的时间再次爆发冲突。这种强烈度的冲突的表现往往就是社会发生剧烈动荡，从而导致战争进而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要想跳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就只能是走全民协商的道路，摒弃恃强凌弱的暴力思维，这对于权力控制者以及普通民众而言都是幸事。古往今来依靠暴力掌握政权的集团被暴力反噬的时候又有几个留下了全尸？

彼时的中国政坛毫无文明可言，暗杀之风盛行。就在汤化龙赴北美之前的三年，号称“民初三大名记者”之一的进步党员黄远生就在旧金山遇刺身亡。

黄远生被称为“报界之奇才”。在新闻业务上，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而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等均是他笔下点评的对象，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

他的新闻通讯一是题材重大，记载详实；二是针砭时弊，忧国忧民；三是细致详尽，幽隐毕达。四是通俗自然，不拘一格。为此得罪了不少人，因此才远赴北美避祸。不料黄远生依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

国民党人冯自由在《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史略》（见《革命逸史》第三册）一文中赞美美洲支部的革命活动，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民国年冬，进步党政客江西人黄远庸游历欧美各国，各报专电均载及之。旧金山党员多向子超先生探询黄之历史，子超先生答曰，黄乃进步党第一流策士，解散国民党及削夺民党各都督皆其主谋，深得袁世凯信用云云。是岁十二月黄自美东到达。旧金山之康梁派宪政党宴之于教板街上海楼菜馆，忽有壮士二人闯入座上，拔枪击之，黄应声而扑，瞬刻身死，事后无人知刺客为何许人。”

实际上，黄远生是被时任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副支部长、民国维持会会长林森指派其警卫、老同盟会员刘北海开枪刺杀的。1932年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后, 曾给刘北海颁发奖状, 奖励他刺杀黄远生的“义举”。《文史参考》杂志社编辑纪彭称，1980年代，刘北海于临死前说出真相，刺杀行动由林森指挥，而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孙中山。

刺杀动机是孙中山不满黄远生对革命党人的批评，例如揭露、批评孙以国家利益换取日本人的资金援助，影响了海外华人对孙的印象及捐献，阻碍了孙的行动计划。不过国民党人当时是不承认与刺黄案有关联的，反而嫁祸于给袁世凯。

1918年8月22日，汤化龙抵加拿大多伦多，两天后至维多利亚，候轮回国。

9月1日，出席汤氏之族于中华会馆为其举办的晚宴，主宾共有60多人，北洋政府驻温哥华领事王麟阁也应邀前来作陪。大家济济一堂，频频举杯谈笑风生。晚八时宴罢，由于维市处于北纬50度，昼长夜短，外面还亮如白昼，于是有人提议找个娱乐场所休闲一下再回旅店，众人皆兴致犹浓，都表示赞成，一行人便往前面拐角不远的华商俱乐部适适轩走去。鉴于黄远生被刺杀的前车之鉴，所以汤化龙的随行人员霍坚劝他坐车前往，但汤化龙借着酒兴说：我怕什么，谁敢害我？继续和一众人等大步前行。

宾主四十余人，相携于唐人街中，“忽有人以手枪迎击，化龙中两弹，一自口入，一自腹入，立仆地死，霍坚（翻译）随行，晕而苏，视汤已绝气……”霍坚欲上前扶救，枪手转而向其连连开枪，霍坚迅速跳开，一颗子弹从耳边擦过，另一颗从他两腿间裆下穿过，吓得他瘫倒在地不能动弹，凶手以为已经击中，转而追击领事王麟阁，王转身便跑，几枪均未射中。这时维多利亚港的警察闻讯赶到，将凶手团团包围，无路可逃之下，凶手举枪自尽。就这样，汤化龙一命呜呼，亡于海外，年仅四十五岁。

对此事，冯自由的记述为“后三年进步党首领众议院议长汤化龙由欧洲抵加拿大之域多利埠，将取道返国，有国民党员理发匠王昌枪杀汤于叙馨酒楼，以目的既达，即行吞枪自杀。”

这个王昌是孙中山的老乡兼小迷弟。

幼年的王昌家贫，虽然读过几年私塾，年仅16岁的王昌也不得不随乡亲到香港打工，以补贴家用。正是在香港的这段日子，王昌听闻老乡孙中山的故事，开始接触革命党。其后王昌移居加拿大维多利亚，先是在一家木板厂当工人，后开了个瓜果摊谋生。辛亥革命以后，海外剪辫之风盛起，王昌则改学理发的手艺，并自己开店。在加拿大华侨李翰屏的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及以后的中华革命党，王昌都是党员。孙中山是很器重这个小老乡的，所以王昌的那个理发店是当时中华革命党在维多利亚的据点。

孙文于1917年10月3日以所谓大元帅名义发布缉拿汤化龙等人的命令。据此，王昌在听闻汤化龙要经维多利亚回国，因痛恨汤化龙是“袁之走狗，段之帮凶”，立意要杀汤。

实施暗杀前王昌先是为自己拍照一张标准像，并留遗书一封交其宗侄代藏。遗书里王昌对三弟说“我不忍坐视国亡，实行铁血主义。日后所做工夫，不得而知。但你见字，切勿为我悲伤。你虽然失去一个哥哥，将来得番十个哥哥不止。你要积蓄金钱回归祖国，安慰二老亲。”

据传王昌当时是身怀双枪去刺杀汤化龙的，后国民党人称王昌因不愿被捕在洋法官面前低头受审，又不愿用打过敌人的枪来沾污自己的血，所以自己另拔一枪自杀。且称王昌“正立街上高唱中华民国国歌，大呼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后狂笑饮弹自尽。”这些情节当小说看看就好。